“王彦石这个人特别土，那时候家里的钢琴让小将们砸了，家里只剩一堆废铁了，我半夜起来，看到他蹲在钢琴的残骸旁边左看右看，我问他干什么呢，他说在看这琴能不能修好。我告诉他，修不好，算了。而且，他懂修钢琴吗？其实没有钢琴也能弹琴，我弹了一世琴，面前是团空气我也能将谱子弹出来。我就示范给他看，对着空气给他弹了几首，没办法，苦中作乐。他说他也试试，假模假样地在空中敲了几下，我问他弹的什么，他说月光……‘你只会这个？’我问他，他说是，我又问他，你难道只喜欢这一首曲子吗，他说他父母立志培养他当大医生好赚大钱，他别的兴趣爱好一概没有的，月光是他唯一懂的音乐，我唯一教过他的曲子。于是我就给他‘弹’渔光曲听听，我中学时最爱的电影曲，那时候家喻户晓的——多好笑，家里只剩一堆破铜烂铁了，我们俩还假装有钢琴。更好笑的是他连渔光曲都没看过，他竟然说不知道这是什么电影。好不好笑，渔光曲，他不知道……我不信他没有第二支喜欢的曲子，就是最乐盲的人，也该有喜欢的音乐吧，人的世界怎么会没有音乐？世界上一定有歌声的。他思索了很久，才告诉我，他的确只喜欢贝多芬的月光。就是以前在香港听我弹的那支，好轻柔，好动听。但他不知道月光其实有三个乐章，从前我只弹了月光的第二乐章，他也只听了第二乐章，或许他从此便以为月光是一支轻柔愉悦的琴曲。真是苦中作乐啊，在那乌有之琴上，我们弹冬风练习曲、幻想波兰舞曲，当然，也有月光……”

“后来又来了许多拨红卫兵，事情逐渐就有些不对劲起来。哲甫自杀了，兆龙入狱了，终于也轮到了我们。有些书红卫兵们没烧，带了回去检查，那天有几个红卫兵就来问我为什么要看外文书，我说工作原因，他们又问我什么工作，是不是里通敌国的工作，为什么外文书是德文的，是不是法西斯主义余孽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，那时候我们出版社已经被‘砸烂’，成了封资修大毒巢了，要是答替出版社作翻译工作，岂不是自己把罪名坐实了？我一时没想清楚怎么答这话，就被一个学生扇了耳光。那一下把我给打愣了，只觉眼前冒着一片金星，好一会我才听清彦石在旁边说：‘和乔玦没有关系，那些书都是我的。’挺好笑的吧，他一个德语单词都不认识，却要认下来那些尼采、叔本华是他的。回想起来，那场面可真滑稽，我站起来拼命说书是我的、和谁也没关系，小将们往外押着彦石，回头剐了我一眼，让我安静点——‘别大呼小叫，回头再给你定罪，你也跑不了。’那个警告我的红卫兵不过是个中学生，十五六岁的年纪，他像宗教法官审判异教徒一样冷冰冰地看着我。”

关珵直失声哑然，难以置信地望向乔玦。

好半晌，他才低低地道：“他、他们给你定了什么罪？”

“崇洋媚外，资本主义走狗，历史反革命。”

这些罪状含糊而抽象，但在那时代，足够一个人受苦受罪甚至受死了。

关珵直难以想象这些罪名如何能与乔玦挂钩，心内怒火升腾，脸上的肌肉一条条抽动着：“怎么给你定的这些罪，怎么能给你定这些罪，经过什么程序定的，他们有没有查过你的档案，知不知道你——”

乔玦看着窗外的冷雨，淡然道：“没有程序，学生们商量一下就给我定了罪，拉出去和一排人一起跪着，一个个听审判。念了半个小时，终于念到了我……”

六七年阴红的夕阳下，红卫兵口中的罪名一字字铿锵地砸到乔玦头上：“旧社会的岭南大学是美帝国主义办的所谓教会学校，目的是培养亲美的资产阶级买办、培养美国人的洋奴走狗，以渗透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，此人不仅就读美国人的学校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，还假借上学之名在香港苟且偷生、贪图享乐，不前往大后方与人民群众一起抗日，国难当前，龟缩在日据区做日本人的顺民，背叛人民、背叛党和国家，建国后更是翻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书籍毒害我们的青年！”

这罪名何其荒谬，乔玦欲开口驳斥，耳畔却传来对他身边另一人的宣判。夕阳如血，几阵风过，幽咽似吹着凤凰树一树红花，一蓬蓬的红在这赤天血地中颤动着。

“王彦石不但是右派坏分子、反动学术权威，还是隐瞒自己户籍的港台特务。新中国成立的时候，他向公安机关谎报自己原籍江门台山，经革委会查证，台山没有这号人，王彦石自小便随其向往资本主义腐化生活的父母逃去了香港。一个在资本主义殖民地成长的资产阶级为什么要回国？我们有理由怀疑，他是英美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，据悉，抗战期间他还走私倒卖药品……”

特务之罪是滔天之罪，比什么历史反革命重得多。